樂善的發展商 九龍樂善堂總幹事劉愛詩
九龍樂善堂是過渡性房屋的先頭部隊，這間老牌慈善機構在閒置的唐樓、校舍、酒店、官地建設過渡性房屋，項目規模不一，小至二十伙，大至一千二百多伙都有。忽然要充當「發展商」，九龍樂善堂總幹事劉愛詩及其團隊抱着不懂就學到懂的態度，摸着石頭過河，她形容，與官商聯手涉足房屋事務純屬無心插柳。
五年下來，柳樹成蔭，正在庇護一些有迫切住屋需要的基層家庭，幫助他們即時擺脫漏水天台僭建屋、露宿天橋底的惡劣環境，令九龍樂善堂成為樂善的「發展商」。
劉愛詩投身社會福利服務之前任職突發記者兩年，目睹種種人間悲劇、基層苦況，從而思考誰能幫助困厄中的人。現在的工作，就是她的答案。
劉愛詩處理過渡性房屋已經五年，體會到「政府想做的事，是會拆牆鬆綁的」。
二○一七年某個早上，時任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召集會議，邀請一些商界代表、非政府機構代表（包括劉愛詩）出席，透過官、商、民三方一起商議「過渡性房屋」的可行性，為輪候公屋多年的人提供臨時房屋，尤其環境比較糟糕的劏房戶及天台戶。席間地產商恒基兆業的代表說，願意借出公司名下九龍城福佬村道一幢短期內未有重建計劃的唐樓。福佬村道鄰近九龍樂善堂的總辦事處，劉愛詩大感興趣，且坐言起行，相約恒基代表同日下午便去睇樓。
雙方一拍即合，恒基以象徵式一元租金借出這幢唐樓，並負責處理樓宇結構問題以改裝為二十個過渡性房屋單位，九龍樂善堂則負責裝修和篩選受惠家庭。資金方面，這項目無政府撥款，但陳帆協助他們申請公益金資助，加上九龍樂善堂常務總理會捐款二百萬元，計及遠洋集團有一百萬元捐款便成事，「香港社會好好，只要是有意義的事情，就會突然有好多人找上門，熱心提供協助，遠洋集團是國企，知道香港有房屋問題，見我們想做這項目，主動捐了一百萬元。」劉愛詩憶述尚算順利的籌備過程。
先頭部隊 累積經驗
「做這項目，是無心插柳，大家坐埋一齊，恒基話有地方可用，我覺得可以試做，所以就試，只花了三個月時間，由零到有。類似項目不會是恒基或樂善堂獨家，會擴散到更多機構參與。」劉愛詩抱着這個良好意願，順理成章成為過渡性房屋先頭部隊一員，她在大學修讀歷史，與規劃、工程等領域沾不上邊，於是邊做邊學，累積經驗。
自此，過渡性房屋列入劉愛詩的職責清單。一不離二，二不離三，新冠疫情期間酒店、賓館門可羅雀，劉愛詩與政府當局商量，這些空置房間能否作為過渡性房屋，局方迅速以關愛基金撥款支持九龍樂善堂開展計劃，誕生全港首個酒店式社會房屋項目；劉愛詩也看上九龍城宋皇臺一幅空地，「行過見到這塊閒置了十年的官地，於是又去問局方能否使用，局方遂與地政處商量是否需要申請改變土地用途，結果取得豁免，可以興建過渡性房屋。」申請改變土地用途走程序動輒花三五七年，劉愛詩了然於心， 淡淡然笑說：「政府想做的事，是會拆牆鬆綁的。」
劉愛詩從記者轉軌道至社福界，願能直接幫助有需要的人。
劉愛詩（左）昔日任職記者是在鏡頭後面工作，現在的崗位卻時常要站到幕前。圖為新冠期間落區派發抗疫物資。
她有感而發，皆因九龍樂善堂二○一三年獲勞工及福利局邀請參與「私人土地作福利用途特別計劃」，將現時位於九龍城龍崗道的總辦事處及樂善堂小學合併重建為一幢綜合服務大樓，擴充安老及基層醫療等服務。可是轉眼已經二○二三年，這項重建計劃的申請仍然在政府部門之間流轉，綜合服務大樓仍然是紙上藍圖。學校反正停辦了， 也拿來變身，開了改建校舍作過渡性社會房屋計劃的先河，地盡其用無荒廢。
要改建有七十年歷史的舊校舍，是大手術，比起處理恒基那幢唐幢複雜得多，劉愛詩和同事們跳出熟悉的社會服務範疇，學習新事物，「將學校原本二十二個房間改建為五十一個有廚廁的住宅單位，好像當了發展商，幸好我們有建築師、結構工程師等不同類別的專業人士幫忙。細微之處都要兼顧，基層家庭關心水費支出，我們有需要向水務署申請鹹水沖廁，因為食水沖廁會加重這些家庭的經濟負擔。」這是全港第一個校舍改建為過渡性房屋，成為與其他機構分享經驗的示範單位，前車可鑑，後來者不用走那麼多冤枉路。
保護兒童為先
劉愛詩一九九九年中文大學歷史系畢業，「我不想在圖書館、博物館工作，也不想教書，於是應徵記者，想將社會發生的事記錄下來，像寫歷史。」
她受聘為報章突發記者，在前線常接觸不尋常的事件，有段時期發生多宗兒童自殺，「好在我工作的報館很有操守，主管叮囑我們，血腥照片必須打格仔，無必要就別刊登當事人的全名，兒童照片一定不刊登。」優先保護兒童的觀念植入了劉愛詩的腦海，她說在每份工作學到的東西都可以帶到下一個工作崗位。
曾任記者 見識民生
入住九龍樂善堂的過渡性房屋，基本申請資格是已經輪候公屋超過三年。福佬村道唐樓二十個單位，吸引五百多個申請，僧多粥少，採用計分制，最有迫切需要者優先，「兩個小孩跟着媽媽住在天橋底半年，媽媽壓力大，要定期到精神科覆診，後來我們知道她一度萌生與孩子輕生的念頭，幸好她及時收到通知獲分配過渡性房屋，入伙一、兩個月後，我第一次見到她展露笑容。」
她續說：「另一個案是兩老與孫兒住在唐樓天台僭建屋，颱風吹走了屋頂，只能用橫額和廣告板擋風雨，視力剩下五成的爺爺當時七十九歲，每次覆診，嫲嫲揹他上落九層樓梯，孫仔只是小學生。最終在這臨時居所住了一段日子，現在已經上樓了。」
二○○六年劉愛詩（右）時任生命 熱線傳訊主任，辦宣傳活動防止年輕人自殺。
端午節，劉愛詩向過渡性房屋住戶派糉。
劉愛詩在社福界至今二十年，加上早期任職突發記者兩年，目睹不少家庭突變，沒有最慘，只有更慘，「如果每個人好好處理自己，就不會影響屋企人，家庭關係處理好，就不會影響社會，社會便會和諧。當記者兩年，見到好多民生狀況，是我之後加入社福界的原因。」
二○○三年她毅然轉軌道，先受聘於聖公會，負責為中三離校生物色工作，正值沙士消失不久，香港經濟未復甦，「機緣巧合，我有朋友任職迪士尼樂園，願意向這些離校生傳授面試技巧，幫助他們應徵樂園的工作。」及後，她任職生命熱線，遇上香港多宗燒炭，這家二十四小時預防自殺的服務機構，游說製造商在炭包裝袋印上珍惜生命的字句，並開班輔導自殺人士的家屬，「每個時代有當時的需要，其實香港有十分豐富的社會資源可以幫助有需要的人，但需要讓大家認識和運用。」
新冠疫情期間，劉愛詩（中）沒有閒下來。圖為九龍樂善堂受社署委託於體育館設立長者暫託中心。
現在，劉愛詩掌舵一間具有一百四十年歷史的機構，要處理的不只是單一項目或單一性質服務， 而是庶務繁多， 同事眼中，她是「朝九晚十二」日日開工，手機不離身，一見到訊息便禁不住馬上回覆的實幹型上司。
將心比己，如非十萬火急，劉愛詩不會在假期打擾下屬，心底裏她深明工作時工作、放假時放假的道理，「我喜歡游水，每星期都會游，也會同女兒行山。」近年因為要處理分布在港九新界的過渡性房屋事宜，她多了一種戶外活動，「成日落地盤曬太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