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故國家主席毛澤東年輕時，寫下了人生自勵箴言《奮鬥》：「與人奮鬥，其樂無窮」。這幅翻印的墨寶一直貼在譚耀宗辦公室的當眼處。十一月初宣布退下火線、不再連任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的譚耀宗，與無數的國家領導人見過面、握過手、聊過天。
他記得，鄧小平的好，也最記得「八九六四」後中國飽受世界列強爭議的那個時代，接棒的江澤民如何無畏無懼的走出去，時而風趣時而說英文，與國際列強重新構建了新一輪的外交關係。
年過七十，譚耀宗決定退位讓賢，但不代表他退下來。貫徹毛澤東的奮鬥精神，譚耀宗決定透過《香港再出發》大聯盟秘書長，以香港為點，與不同省市建立雙邊諮詢架構，先有南沙，最近是福建。他常說「我何德何能」，但行動卻證明，即使已七十三歲，與戰友一同奮鬥，仍然其樂無窮。

公布退下人大常委一職後，譚耀宗暢談幾十年來的從政體驗。

退而不休的譚耀宗，繼續為香港再出發大聯盟擔任秘書長，樂於為民奮鬥。

別看譚耀宗平日的衣着樸素、談吐謹慎，年輕時的他是一位時髦的百貨公司售貨員，也兼任櫉窗設計員。隨着其他同事一同加入公司所屬、工聯會轄下港九百貨商店職工會，他也成為工聯會會員。
年少氣盛的他也許沒想過自己就此踏入了政治的不歸路。一九七二年當選百貨商店職工會的理事，十年後被選為工聯會副理事長，獲中央邀請加入基本法起草委員會，至一九八五年之後的十年，更成為了勞工界立法局議員。一直是工聯會骨幹成員的他，後來加入民建聯，二〇〇七年接替已故主席馬力，成為民建聯主席。今時今日，民建聯成為全港最大的政黨，譚耀宗居功不少。
譚耀宗同時擔任全國政協委員多年，二〇一六年卸任立法會議員後，他「轉跑道」參選全國人大代表，並獲推舉為全國人大常委，成為愛國陣營中的代表人物，在全國人大常委會中，代表香港就全國性事務發表意見。
這五年間，譚Sir曾感染新冠肺炎，又因疫情關係，港京兩地的會議，因為隔離問題，令行程來回的時間增加逾倍。問譚Sir這些都是否令他想退下來的原因，他立即否認。
「我向來有個宗旨，如果有更年輕比我更適合的人，我應該要退出來，給別人去做，立法會議員也好，民建聯也好，都一樣，現在人大常委這個位一做是五年，沒有補選的。好像澳門特首，他做到第二年便因為當選特首而無法再履行人大常委職務，而那常委一職一直空缺。我這個位置是代表香港就全國性事務發表意見，也反映香港人的意見給中央知道，我覺得應該會有更適合的人，好好接任這五年。」
譚耀宗擔任人大常委五年期間，香港出現了翻天覆地的轉變，《香港國安法》成立，選舉制度改變，作為人大常委，他比其他香港人更早一步知道。

因為工作關係，譚耀宗（前排右五）年輕時加入了港九百貨商店職工會，輾轉後來加入工聯會，開展往後的政界之路。

為國家被制裁也光榮

早在二〇二〇年三月，譚耀宗北上開會前，已知道中央將會在今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會議中，提出一個重大政策。「其實回溯二〇一七年十九大會議結束時，中央已經有講到香港問題，當中有提及將會就住國家安全有法例及執行機制，當時因為只寫咗一句，大家沒有為意，以為係『講下啫』。到二〇二〇年去開人大會議時，沒預計到，中央不只立了法律，在法律以外還有執行機制，這真的是意料之外。」
他續說：「二〇一九年時香港的局面好混亂，甚至有人提出應該要出駐軍去遏止暴亂繼續惡化，但中央沒有走這一步，而是用法律手段去處理，設立了這條法例出來。我還記得，六月中央公布《香港國安法》成立了，我由北京深夜回到香港，見到前面有好多記者，但記者後面突然湧出一班後生仔。那段時間我都嚇驚，當刻以為有示威者衝了來機場，心想會不會是來襲擊我呢？後來看清楚，才知道是我的支持者，原來他們支持《香港國安法》的成立，是專誠來接我機。」

服務工聯會多年，譚耀宗九五年首次參選，成為勞工界立法局議員。

譚耀宗見過不同的領導人，他形容每一位都有其個人魅力及才幹，很值得學習。圖為譚耀宗（左）八十年代與前外交部長姬鵬飛 （右）交流。

《香港國安法》後續的影響給了香港及國際社會一次大震盪，以譚耀宗在內，多名官員陸續被美國財政部列入制裁名單中。談起自己榜上有名，譚耀宗處之泰然，「以我嘅級別，其實只係一百六十多位人大常委之一，本來好多事都不由我作主，但現在制裁我，將我等同副委員長級數，在香港也是局長至特首級別，我覺得好光榮。也反映了美國的霸凌行為，動輒就制裁人，如果我因為國家大事而被打壓被制裁，而我覺得自己做的事是正確的，那他的制裁就是我的光榮。」
除了被制裁，一向在鏡頭前發表政見，見慣大風大浪的譚耀宗，也嘗試了人生的另一個新挑戰。他捋起衣袖，當起行政長官競選辦主任，在極短時間內為李家超組建一個十二人的競選團隊。譚耀宗自言那一次確實很大挑戰，因為與他過去的崗位恰恰是一個大反轉。
「超哥搵我話我對選舉熟悉，我講笑話我未選過特首喎。每次選舉，我都是站在前台，出席大小辯論場合，跟人辯論政策，也為自己及黨友拉票，甚麼申報、政綱等等，都是由助選團去做，我是打仗那個，但今次我負責後台，幫手埋班，雖然好快有十多人埋位，但開始時仍很混亂，要搵地方，又有好多事要申報，結果因為遲交兩三份支持同意書（選舉廣告中相關人士），又要補鑊，向法官大人求情。超哥因為是政務司司長，疫情就是他的工作範疇，他非常熟悉指引，競選時他經常主動提醒我們不要違反疫情指引，另一方面又不能違反選舉指引，結果因為好多事被束縛住，就會掛萬漏一，我們政綱寫了二十幾稿，但就唔記得去影樓影輯靚仔相，只用普通手機影了幾張相，就去做宣傳了，這些都是我以前未經歷過的。」

為香港助超哥選特首

雖然驚險但很值得。「競選期間面對記者洶湧的提問，我會主動給他信心，站在他旁邊陪他面對，有些很爭議性的，我說乾脆由我來答。他是個真誠的人，會主動跟我說，有些社會福利及財經的政策他不熟悉，會主動找人去給他做簡報，之後他亦自行參考大量資料。他承認自己的弱點然後盡力去改善，因此一直看着他在進步中，近期看着他面對公眾的表現愈來愈自信。」
往後，譚耀宗揚言想做一些較輕巧的工作，話雖如此，工作量還是不輕。「我現在是香港再出發大聯盟的秘書長，我們配合國家，專責做融入發展大局，尤其是大灣區的工作。最近創辦了一個香港與福建的諮詢委員會，主要是看福建方面有甚麼需要，我們會組織專家在網上或疫情放緩實地開會，暫時傾向六方面的工作，包括數字經濟、金融、創科、創意文化等。之前也在南沙舉行過，也頗成功，因此下一個點就是福建。我們有十一人，一人做一個地區，剛好就是大灣區的藍圖。」

譚耀宗是上世紀六十年代的打工仔，曾當售貨員及櫥窗設計員。

因制裁 得天倫

譚耀宗因《香港國安法》被外國列入制裁名單，連累兩名在澳洲生活的兒子也遭起底。他說：「禍及妻兒被起底，係有點憤怒，我兩個仔當年因為擔心成績唔好，所以去澳洲升學，後來大學畢業後找到工作又有女朋友，就自然地想在當地成家立室定居下來。」
正正因為制裁事件，兩子的背景被翻出來，令他們感受到外國的霸凌行為實在過分，思前想後決定回流香港。「他們今年已全部都搬回來了。」譚耀宗談起現在三代同堂，笑得眼瞇瞇，因禍得福，難怪制裁的事都不放在心上。

譚耀宗與太太賴向明育兩子，兩人長大後往澳洲讀書及定居，直至最近先後回港定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