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佐洱驚心動魄的談判年代

曾任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常務副主任的陳佐洱最近出版《我親歷的香港回歸談判》，大爆中英聯合聯絡小組談判的絕密經歷。想那年代經常在堅尼地道二十八號等出等入，就是等雙方專家從會議室走出來的表情或者交代的片言隻字，而探聽會談是否有進展。有時實在無料，便從他們的天氣開場白中估計是否意有所指，如果那天某一方說「天氣很冷」，記者就會瞎猜會談氣氛不妙。

如今得陳佐洱親述在鏡頭後中英雙方角力連場，頓覺那時是只見樹木不見森林。

陳佐洱在北京深居簡出，每天六時起牀晨運，之後大部分時間匿在老家書房寫作。為了寫書，他弄得書房零亂不堪，地板、桌面都放滿大量資料和舊報紙。

陳佐洱對本刊說，出書是要把末代港督彭定康「誠信不佳」、「英國當香港提款機」的陰謀公開。直至今日，他仍然認為是彭定康搞搞震，一手破壞中英已有的過渡安排。那年代中英互不信任，中方認為英方會埋下「炸彈」的想法並不令人意外。

陳佐洱回憶，最難是為香港打經濟戰，八九年英方在六四事件後提出燒銀紙大計，耗二千億元興建新機場的「玫瑰園計劃」，幾乎用光香港的財政儲備。中方認定英方大灑金錢，只留下一個爛殼給香港。陳佐洱與英方多番拉鋸，將協議儲備由五十億元上升至二百五十億元，再加上七百億的土地基金，為香港爭取一千億家底過渡九七。

是非對錯唯靠時間驗證，陳佐洱說，多年後前特首董建華，以至曾蔭權、唐英年等特區政府要員，不約而同提起此事都抹一把汗，謂當年不是中方為香港爭取千億儲備，能否安然度過金融風暴確是疑問。

多番與英方交手，他說英國人底牌其實很簡單；未回歸前要獨立管治，避免中英共治香港，同時又矢志光榮引退，盡可能在社會各方面打上深深的英國烙印，保持長久影響。

所謂外交心計，有時都要互相鬥大。例如九一年英國特使柯利達和國務院港澳辦主任魯平就新機場建設談判時，便曾互相盯視長達一兩分鐘，是但一個少點氣勢都招架不住。後來新機場建設達成共識，冷不防魯平說：「重要協議應由兩國政府首腦在北京簽。」魯平此舉是借力打力，把首相馬卓安「調度」到北京來，打破自「六四事件」後中國面對的所謂外交扺制。柯利達一聽火了，大喊：「拉倒，不簽了。」魯平看穿英方不過是虛晃，不為所動。果然柯利達向英方請示過後即屈服。